从“天下”到“大一统”

内容摘要:古代王朝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思想,发端于传统的“天下观”与“服事制”,核心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汉族统治集团汲取了“华夷之辨”思想中“华夷一体”与以“华”为根本的因素,注重强化边疆朝贡制度的政治统属性。在各族王朝经营边疆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同服不同制”思想对部落、古国朝贡形式向羁縻建置朝贡形式演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修德怀柔远夷”、“厚往薄来”、“恩威并行”思想与王朝固边安邦的治边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稳定了边疆统治秩序;北方民族王朝奉行的“重威辅恩”思想对边疆朝贡制度向民族地区建置的转变,进而实现中央集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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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朝贡制度;大一统;华夷之辨;天下观;服事制;华夷一体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边疆地区,由国家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历代王朝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不论是汉族所建王朝,还是少数民族所建王朝,在清以前,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扰历代王朝的历史“老大难”题。迄至清朝,坚持“大一统”的理论指导,集历代之大成,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真正实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完全统一,从而也根除了来自边疆主要是“三北”的所谓“边患”,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科学地阐明这一历史进程,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清史的一把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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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一统”理论的提出及实践

内容提要:古代王朝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思想,发端于传统的“天下观”与“服事制”,核心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汉族统治集团汲取了“华夷之辨”思想中“华夷一体”与以“华”为根本的因素,注重强化边疆朝贡制度的政治统属性。在各族王朝经营边疆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同服不同制”思想对部落、古国朝贡形式向羁縻建置朝贡形式演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修德怀柔远夷”、“厚往薄来”、“恩威并行”思想与王朝固边安邦的治边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稳定了边疆统治秩序;北方民族王朝奉行的“重威辅恩”思想对边疆朝贡制度向民族地区建置的转变,进而实现中央集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大一统”是春秋时期儒家首倡的政治学说,自秦汉以来,被历代王朝奉为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南。“一统天下”,达到长治久安,就是它们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最高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一统”是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有过多次大小规模不同的分裂,迟早归于一统,但每次分裂仅仅是一姓王朝的分崩离析,而做为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共同体中国,却依然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中国这个共同体内,只有王朝和政权的更迭,丝毫不影响中国自身的存在。“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法则。

关 键 词:朝贡制度 大一统 华夷之辨 天下观 服事制 华夷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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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6AZS00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08)。

“大一统”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明确的理论内涵。孔子著《春秋》已透露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做出了诠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之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首次出现“大一统”的政治概念。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对《春秋》的认识十分明确。嘉庆二年,朝鲜新印《春秋》一书,其国王正宗指出:“《春秋》,圣人大一统之书。”[1]一语阐明了《春秋》的精义。《礼记》给“大一统”做了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本意,就是天下统于一主,反对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春秋时期,周王衰微,诸侯争霸,夷狄内侵,社会秩序大乱,所谓“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力主复周礼,尊周王,抵制夷狄,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新秩序,阐明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及儒家学派的学者不断总结,提炼“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如汉代班固著《白虎通义》,其《号篇》说:“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他称之为“霸”,实则是贯彻了“大一统”的基本思想。在这里,他把“攘却夷狄”作为“大一统”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华夷之辨”,对称为夷狄的民族或部族采取排斥与防范的态度,故其“大一统”,首先是“诸夏”的统一,而其周边的夷狄只能是诸夏的附庸。

秦汉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继承先秦诸子“君权至上”、“天下一统”的思想,从儒家的“天下”观念中汲取相关要素,在郡县以外的边疆民族地区建构朝贡制度,并延伸到周边国家地区,后者成为2000年东亚世界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朝贡制度,学界通常用“中国的世界秩序”、“册封体系”、“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朝贡贸易体系”、“朝贡制度”①等概念加以表述。国外学者多从近代条约体制取代朝贡体制的角度入手,认为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属性是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体制。尽管日本学者注意到朝贡体制源于西周朝贡制度,认为秦汉时期周边地区的朝贡制度,是当时君臣关系向外延伸的结果,但更强调这种朝贡体制是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②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王朝的郡县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分布着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部落和古国(“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学者讨论“华夷之辨”、“华夏中心论”、“事大字小”、“厚往薄来”等中国王朝建构、维护朝贡体制的思想、规则时,通常也是从朝贡体系的国际关系属性上进行探讨。③

儒家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价值不可估量。西汉一批儒家学者总结秦汉的政治实践,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出了深刻地评价。如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2]稍后,又有王吉阐述对“大一统”的认识,指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他对“大一统”的解说,已被中国历史一再证明,历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统”为信念,不断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可惜,迄今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研究春秋战国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史,对其“大一统”的思想认识不足,甚至完全忽略,因而不能正确评价孔子学说,不足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相。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建立、维护和发展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为中心,开展了各种朝贡、册封、互市等活动。这就是说,中国古代还存在另一种施行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朝贡体系。从事这种朝贡活动的边疆民族或分布于郡县以外,或居住在王朝设置于边地州郡内外的羁縻建置之内,二者的比例在不同王朝有所不同。“羁縻建置”是指在不触动少数民族原有社会组织与风俗文化的前提下设立建置,对依照该族习惯法产生的头目、酋长授予官职或封号,官不入品阶,无俸禄;民不入王朝户籍,不按人头课税兵役。在朝贡制度下,由该族酋长贡纳少量土产,王朝征兵时,助军众寡,各从其便。中原王朝为维系、规范和发展“朝贡活动”而制定的规则与制度,性质不同于在周边国家实行的朝贡制度。2000多年间,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邻国的朝贡制度,各自向“相似多于差别”和“差别多于相似”两条路径发展,最后走向不同结局:前者被边疆民族地区行政建置取代,后者被近代国际条约体系取代。围绕历代王朝的边疆经略、治边政策、边疆统辖机构、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等问题,中国学者已发表大量论著。④有学者将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辖制度(其主体是朝贡制度)称为“藩属制度”,⑤认为该制度属于国家政体范畴,是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处理与边疆民族乃至周边政权关系的一种体制或方法。⑥上述成果都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居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王朝经营、发展的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秩序。这种观点忽视或否认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存在,将两种有重要区别的朝贡制度混为一谈,对于人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结构、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统属关系,以及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带来种种困惑。

秦始皇兼并六国,废分封,建郡县,天下一统,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权。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大一统”的理论变为全面实践。尽管秦始皇并不祟尚儒家,但他的政治实践却完全体现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就是对秦天下一统的最生动地描绘。秦创立的“大一统”国家,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秦以后,历代沿袭郡县制和皇帝专制天下的体制,沿着“大一统”的方向,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历史证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秦汉以来,中国王朝经历了多次统一与分裂,然而无论在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在汉人为统治者的王朝时期,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始终被传承下来,边疆民族朝贡制度也随之延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集权制向边疆地区推进(中间曾出现倒退现象)的过程中,统治者维护和发展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政治思想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不仅导致边疆朝贡制度出现不同形式,而且也决定了边疆朝贡制度的最后归宿。深入探讨中央王朝建构、经营、发展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理论和思想,对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澄清因相关研究造成的模糊认识,是有裨益的。

在论及秦朝“大一统”时,必须提到万里长城。它是秦朝“大一统”的突出象征。秦始皇修长城,其主观意图是用于军事目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及其巨大的价值,却远远超出其军用价值,更是始皇始料所不及。第一,长城之设,给予“中国”以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商周时所称“中国”,是指商周居于中心地域,凡遵守周礼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秦始皇修长城,改写了“中国”政治地理也包括疆域的原有概念,将“中国”的范围空前扩大,一直推进到长城脚下。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就成了“中国”与夷狄的分界线。如,《汉书》“西域上”写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师古加注称:“为中国之竟界也”[4]。这是说,长城成为“中国”之“三北”的国境界线。

第二,所谓长城为“中国”之国境线,与当代之国境线完全不同,它系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分界线,具体即指长城内之华夏族与长城外之夷狄的分界。如东汉人指出:“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5]因民族文化之不同,习俗相远,故以长城加以区别。视长城如同地理山河,成“内外”的天然分界线。简言之,长城又成为中原华夏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分野。长城之设,完全体现了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念的政治主张。因长城的经久存在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内外之别的传统观念,是巨大的历史惰力,严重障碍“中国”大一统的发展。

应当指出,实践“大一统”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边疆地区及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质言之,对边疆地区能否真正统一是衡量“大一统”实践的重要标准。

从秦到清之前,近2000年间,历代王朝始终坚持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的传统的治边思想,坚守长城这道藩蓠,对中原地区及长城外与其它边疆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亦即统一的形式明显不同。在长城内,汉族聚居区,广设郡县,由中央直接派官统治;在长城外及其它边疆地区实行“以夷治夷”及“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任命当地的部落酋长,授以官职,自行管理,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缴纳贡品,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就是历代所实行的“羁縻制”统治。严格地说,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而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清以前,历朝历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实现对边疆的统一。如前已说明,历代坚持“华夷之辨”,视少数民族为“禽兽”、“犬羊”,以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采取严格限制,严加防范的政策。例如,分隔华夷,严加限制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凡朝贡的民族无论从长城入,还是从南方入中原朝贡,限定人数、限定时间、地点,连贸易的时间也受到限制,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经济要求;中央王朝特别是地方盘剥侵夺少数民族的利益等,都激发成民族矛盾。清代人总结说:“当中国治则通而来宾,不治则叛而互相吞并,争为雄长。至土马日强,土宇日广,恒与中国为敌。”[7]在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难以计数,26史中,史不绝书。如,西周时,北方戎狄不断“侵暴中国”,杀幽王于骊山脚下,逼周王东迁。秦时,胡人一再内侵,被逼修长城;西汉时,匈奴强大,迫使汉行“和亲”之策。景帝时,还向匈奴表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内,寇带之室,朕亦制之。”以长城为界,实行民族分治,显见汉朝力所不及,故作此大让步。三国时,魏与乌桓战争不已,至西晋,又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入中原,建国16,西晋亡,南北分裂达200余年;隋唐时,与辽东高句丽战斗了数十年,在西北则与突厥战斗;北宋时无力统一“三北”,先后有契丹族建辽国、女真族建金国、党项人则在西北建西夏。辽、金分别进入中原,金灭辽,又亡北宋;蒙古族崛起,先后亡西夏、金、南宋;明时,“三北”大部地区被元之后裔所占据,战事不断,几与明相终始;明中后期,女真族复兴,与明冲突不断,终于发展成大规模战争,持续数十年,直至明亡。在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冲突与战争中,许多中原王朝被削弱、被灭亡,而其中有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句丽、靺鞨、女真、契丹、党项、匈奴、突厥等民族,或建半壁江山,或建地方割据政权;有些民族,如蒙古、满族等夺取了全国政权,一统天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事实表明,历代的“边患”几乎皆起自北方,包括东北、西北与北部的“三北”地区。这一延袤万余里的广阔草原地带,是游牧民族世代栖息之地,驰骋的历史舞台。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极大;善骑射,性强悍,耐饥渴,对历代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自秦以后,历代皆以长城为国家安全的保障,除了元朝等个别朝代,皆修长城不止。历代主要是汉族建立的王朝,其边防在北不在南。我们所说的历代边疆民族问题,主要发生在“三北”。历史一再证明,能否彻底解决“三北”的边疆民族问题,消除“边患”,无疑是实现国家“大一统”的一大关键,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这一延续2000余年的边疆民族问题,只有到了清代,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一统”的最恢宏的新格局。

二、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自秦汉以后,直至明代,其“大一统”的规模大小不一,当“大一统扩大时,疆域就扩大;当其缩小时,疆域随之而收缩。中国的疆域并不稳定,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就是说,在长达20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尚未最后确定下来,根本原因是,没有彻底解决边疆地区的完全统一的问题。边疆问题实质是个民族问题。它们沿袭“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的民族观念,坚持“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时刻保持对夷狄各少数民族之“大防”。因此,清以前各代对夷狄等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将夷狄与华夏即汉族区别开釆,用长城将“三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隔离,不得“混一”,其主旨是以汉族为中心,鄙视夷狄,实际是把边疆民族排斥在国家“大一统”之外。历代的狭隘的民族观念,是造成“大一统”严重局限的主要障碍,也是造成中国古代疆域长期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句话,历代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没有真正实现多民族的“大一统”。

清朝承袭明制,重建一代封建王朝。清对明制的承袭,主要是政治体制、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行政管理等方面。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治国方略、价值取向、民族观念等,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关于“大一统”的新观念,应是清朝最具深远影响的划时代的变革。

清朝关于“大一统”的新观念,集中表现在对“华夷之辨”的否定和批判,并提出了它的理论主张。清朝的这一变革并非一朝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它是在同明朝斗争、争取蒙古与之结盟,以及不断调整与汉族的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变革的。

清朝突破历代“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思想,确立一种新的民族关系,实始于清入关前。具体说,自皇太极开其端。他即汗位伊始,针对其父生前掠汉人为奴,甚至“诛戮汉人,抚养满洲”[8],满汉矛盾尖锐、局势动荡的危险局面,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民族新观念。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9]10年后,皇太极即帝位,进一步阐明他的民族政策思想:“满洲、蒙古、汉人,视为一体”。他打了一个比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10]在皇太极新的民族政策的推动下,满、蒙、汉构成了后金政权的主要民族成份,这三大民族能否“凋剂”得宜,实关其政权的兴亡。他把满、蒙、汉“视同一体”,同等对待的民族新观念贯注到政治实践中,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及蒙古王公贵族参加后金政权,特别是在其父努尔哈赤创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八旗组织,创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并立,成为清政权立国的三大基石。满、蒙、汉八旗制的最后完善,从而完全改变了努尔哈赤时单一的满族政权的旧格局,标志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政治联盟正式确立。这里所说“多民族”,并非专指满、蒙、汉,还有其他民族,如,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各民族,诸如后来所称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主要是在皇太极时期归服清政权,皇太极不分内外,也不分辨族属,都吸收为满洲八旗的成员。

皇太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清政权的实力,更重要的深远意义,他为未来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开其端,奠定基础,可以说,皇太极的民族观念及政策,是对历代所承袭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的一次明显地突破,不能不具有开创的意义。清入关后,他的子孙照其遗训,不断突破旧的传统,把他的新观念和新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世祖移都北京,面对人数更多、传统文化积深的汉人,仍然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11]世祖通晓中国历史,指出历代“专治汉人”,而“四夷”的边疆少数民族则不在其直接的统治范围之内。因此,他不断宣传、解释满汉一体的新认识:“天下一统,满汉无别。”[12]“满汉官民,俱为一家”[13];“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14];“不分满汉,一体眷遇”[15]如此等等。这些具有方针、政策性的表述,都是对皇太极“满汉一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际又一次否定了“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继世祖之后,圣祖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将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民族新思想和新观念推上了顶峰。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实践行动,就是于康熙三十年宣布废除为历代沿用200O年的万里长城。如前已指出,长城的功能与影响,已远远超出其军事防御价值,成为分隔“华夷”的一道藩蓠,分别“内外”的一座巨大的地理座标,汉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的分界线。由此形成的传统的民族观念,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中国真正全面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受到限制,因而延缓了它的发展。明大修长城以防蒙古,加强辽东边墙以限女真。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世居长城与边墙外,与蒙古族一样,也被隔离在外。清入主中原后,它不能象明朝那样将本族和天然盟友蒙古族仍然隔离在长城以外,它奉行“中外一视”的治国治边方针,长城就显得多余而失去其军事防御价值。圣祖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及时地提出废长城的决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人,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6]总结历史的经验,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才是“邦本”自固的根本之计。圣祖明确宣布:废土石工程的长城,筑成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圣祖的思想,无疑是对千百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华夷观念的空前超越,他应是秦筑长城以来,2000年问,第一个提出废长城的人!

圣祖废长城的伟大意义,还在于撤除限隔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土石藩篱,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界限,空前扩大了中国地理的新概念,改变了2000年民族分离的格局放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御,视同一体,“要荒总一家”,真心待为“一家”人。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驰骋“三北”广阔原野的蒙古族。自九世纪以来,蒙古族以强人的生命力,在“三北”纵横近千年,与中原王朝争战不已。经明之世,200多年,为防蒙古,修长城不止。明视蒙古为劲敌,除了防御,就是攻战,始终没有找到彻底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而清朝却找到了。首先它对蒙古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要害是“控驭蒙古有道”,若“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17]他又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18]圣祖所说“控驭有道”,就是要正确对待他们,制定积极的政策,以德以恩固结其心,“皆款塞来归”[19]。一句话,不得岐视他们,更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应看成是“一家”之人。清朝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横行几个世纪、难以驯服的蒙古人彻底降服,与清朝相终始。

清朝“改造”蒙古人,取得了完全成功,是清朝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大一统”思想的胜利!蒙古问题的彻底解决,标志清朝已把国家“大一统”发展到或者说推进长城以个的“三北”地区。

世宗即雍正帝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对“华夷之辨”的批判,更具深刻的理论意义。

雍正十一年四月,世宗在对内阁官员的一次谈话中阐明他的“大一统”论。他说:

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乏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同为外夷,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宜背谬已甚哉[20]!

世宗阐述“中外一家”的观点,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最好的论证,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当世人所未识。他把皇太极、世祖、圣祖等先辈的思想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尤其显示了理论的特色。

世宗针对历代汉族统治者及士大夫,乃至平民,一贯将少数民族称为“夷”,作出了新的解释。他公开说:“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即承认满族原属夷狄,就连“亚圣”孟子也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他指出:这个“夷”字,“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于“虏”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他承认满州居东海之滨,可以称“东夷人”。但清朝已为天下主,“不忍”将“穷边远缴”的民族“以虏视之”。而今“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怎么能以“形迹相歧视”呢?他强调:“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1]

世宗释“夷”为地理方位,符合古义,与古人的解释并无区别,如同民族籍贯,本无“中外之分”。他把满、汉等各民族看成是“一家”、“一体”,仅是居住地域不同而已。这就是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理论、新思想!

他针对汉族士大夫中存在的传统的“华夷”观,给予严厉批判。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吕留良认为:“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他斥责“夷狄异类,詈如禽兽。”[22]更为著名的王夫之持同样观点,称:对少数民族“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23]如此著名的学者,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低下、陈旧而落后,民族观更为腐朽,远远地落到了时代的后面。世宗痛斥吕留良等: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斥责夷狄即禽兽的无理之说,指出:只有那些缺乏“伦常之理”的人才可以打入禽兽之列。人与禽兽的区别,就表现在是否符合“人伦”与“天理”,所以,“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显然,吕、王等人所主张,以华夷来区别人兽是极其错误的!世宗的见解则是正确的。

世宗进一步分析“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植”的原因认为是传统的华夷观和落后的民族观极大地限制了历代“大一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边疆地区往往被放弃,对那些边疆地区“不向化者,则斥为夷狄”,即使如“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他指责说,清朝之疆土开拓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4]!分析之深刻,摆事实之正,即当时的诸学者及先辈的思想家也应自叹弗如!

至乾隆朝,清朝统治已历百余年,但汉人士大夫积习难改,旧观念难除,违反规定,不时地仍以“夷汉”来区分蒙古与汉人。高宗予以批驳:“以百年内属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不甘。”本属“一体”,仍分汉夷,显然有违清朝的民族政策和“大一统”的思想。高宗贯彻先辈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大一统”的成果。

以上,简要回顾自清开国时期,中经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清统治集团华夷观的演变过程。事实表明:清之华夷观是逐步变化的,总的趋势,向深入发展,达到了时代的高度,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清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一脉相承,既相互继承,又不断发展。其中,世宗的雄辨,展现了深刻的理论水准,形成了有清一代独具特色的民族观。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一直奉行的“华夷之辨”与“严华夷之防”的思想统治,开创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统”的时代!

三、边疆民族的完全统一

在清以前,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一般来说,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和平招抚。当一代王朝在中原确立其统治地位,即向周边少数民族发出招抚令,招其来归,建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中原王朝强盛时,不待招抚,边疆民族纷纷主动行动,接受其统治。一是用战争的手段,击败边疆民族的反抗或抵制,迫使其服从新王朝的统治。如西汉击匈奴,争战数十年,才使其臣服汉朝;如盛唐击突厥、高句丽,均使之臣服。但当少数民族崛起边疆地区,与中原汉族王朝的统一途径却有不同:这就是先统一该少数民族所聚居的边疆地区,然后再向中原进军,最终统一全国或半个中国。如北魏,为鲜卑人所建,从遥远的黑龙江走向黄河流域;如女真人,先统一东北地区,再统一中原;如蒙古人,更是如此,当“三北”被统一,进而统一全国。举几少数民族的统一,大体都是通过同类途径实现。当然,当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势均力敌时,或因双方利益不能保证时,便起冲突,直至爆发大规模战争。如明与“三北”之蒙古,战和不定,打打停停,持续200余年。这也就谈不上边疆民族的统一问题。所以,终明之世,实际并未完全统一中国。再前溯至北宋,因有辽、金的强大,无力统一,也只存半壁江山。南宗的情况亦如此。

历朝对边疆民族的管辖与管理大体一致,历代相承,采取“羁縻制”,不过“官其酋长”,随俗而治,这就是“以夷治夷”的管辖方略。

总结历代对边疆民族的统一,应当包括:将边疆民族直接纳入到中央行政管理系统,就是说,应成为中央管辖的组成部份;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在其地负责军政庶务,执行皇帝与中央各直属部门的指令或政令;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各边疆地区设治,如同中原内地,亦实行郡县制,派驻防军队,维护地方治安,保证国家之安全。如此,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统一。历史已经明示:在清以前,没有一个王朝能真正实现对边疆民族的完全统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各边疆民族以朝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也是一种统一,或称为“形式上的统一”,但与上述所说的统一,不能等同,只有前一种统一,才真正具有实质性的统一。

现在,让我们考察清朝是否真正实现对边疆民族的统一。

清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同历代一样,也用和平与武力的手段,将边疆民族收为它的政治版图的一部份。如所周知,清朝崛起于东北地区,无疑它的统一亦始于东北边疆。自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起兵,可以看成是统一的开始,在奋战40余年后,其后继者皇太极继续征战近20年,迟至崇德七年,他终于宣告已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基本统一。他说:

予缵承皇考太组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25]。

皇太极的主观意图,是总结他即位以来所取得的皇皇业绩。事实的确如此。从他所总结的业绩,我们确信,历经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奋战,清朝已完全统一了东北地区[26]。

与此同时,已将漠南蒙古收入清朝的版图。在对蒙古的关系中,既有和平招抚,又有征战,在攻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汁之后,其所属各部落及地盘皆归服清朝[27]。接着,吸引漠北蒙古各部赴沈阳朝贡,初建政治隶属关系[28]。但这种关系还很不稳定,经顺治朝,至康熙朝,亦儿经反复斗争,才使之臣服,彻底归清。

在东北与北部地区的边疆民族统一之后,清朝将注意力转向西北厄鲁特蒙古问题。顺治朝18年中,倾全力于全国的统一,主要集中在南方,西北各族尚未参与其斗争,保持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但至康熙,西北出现大的转折,这就是以准葛尔部的噶尔丹为首发动了叛乱,横行草原,夺占漠南、漠北蒙古地区,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圣祖决策,遂于康熙二十九年首次亲征噶尔丹。至康照三十六年,又连续两征,终将葛尔丹彻底击败。噶尔丹的势力冰消瓦解[29]。康熙晚年,又有准部策妄阿拉布坦发兵侵占西藏,掀起新的动乱。圣祖再次发动征剿,于康熙五十九年出兵,仅经近一年,全部消灭其叛军[30]。

雍正朝继续同西北准噶尔部的分离势力展开斗争。以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首,在青海举兵叛乱。仅历8个月,清军大破叛军,清朝恢复了在青海的统治权[31]至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病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不甘其父的失败,又与清朝对抗。七年,世宗决策征讨,给予叛军重创,雍正十一年,双方停战,达成和解。战事暂告一段。

至乾隆朝,西北准部再起战云。先后有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高宗认为:“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32]清朝出兵,至乾隆二十三年,完全荡平两大叛乱势力,达瓦齐被擒,阿睦尔撒纳只身逃入俄境,并死在这里。西北归入平静。

与此同时,西北部的边陲地区,今新疆之南疆,为维吾尔族居住区,又称“回部”。其酋长大、小和卓木即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于乾隆二十二年一月发动叛乱,欲自立为国,脱离清朝。高宗毫不迟疑地下令征讨平叛。至二十四年七月,历时近2年,叛军全被歼灭,侥幸活命者向清军投降。霍集占两兄弟被活捉,当即处死。回部彻底平定。至此,自康熙二十九年平准部叛乱,持续近70年,终于大功告成。高宗称:“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人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33]

从东北,经北部,至西北,处长城外的“三北”广阔地区,东西延袤万余里,历经百多年流血与不流血斗争,才全部进入清朝版图,接受清朝的统治。

西南地区,系指今日之西藏、四川等地。四川省西北部为大、小金川两河流域之地。居其地的土司抗拒清朝的管辖,遂有大、小金川之役。清军苦战3年,付出了重大代价,迫使其土司投降[34]乾隆三十六年又发生小金川之役。至四十一年四月,历时5年,大小金川彻底平定。西藏孤悬西南边陲,与内地、与京师相距遥远,内地文化不易传入。此地屡被外族、外国侵入。如前叙准噶尔部侵占西藏,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造成严重损失。高宗毅然出兵,将其击败,逐出西藏,保卫住这一广大领土,牢牢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

在南疆,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历来为当地土司所统治,已有千余年,其势根深蒂固,清以前,与中央王朝保持朝贡制,这些上司各在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中央不得干予。清朝一改历代传统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将传统的土司制废弃,这些地区才真正为清朝所控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