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网址李凌: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其恶果

问题:乾隆时的文字狱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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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乾隆,1796年让位于其子颙琰
,乾隆自称太上皇。1799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多的太上皇,乾隆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长、在位时间也最长的皇帝了。

不论乾隆在位期间有多大的功绩,都掩盖不了他的弊政,文字狱可以说是弊政中的大端。

郭成康、林铁钧先生所作的《清朝文字狱》一书中,载列了142起,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最高纪录。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分布疏密不均,乾隆四十至五十年间最密,为高峰期,此后峰势陡然跌落,主宰者由狂热变为厌倦。

臣民因文字致祸的原因大约有五种:其一,表露反清排满的情绪和意念;其二,字句“僭妄”或犯讳;其三,发泄个人怨愤怒甚至谤议时政;其四,编造“妖言”,煽惑人心;其五,炫才表忠,邀恩请赏。永利网址 2

上述一至四可以理解,第五条就有点难以理解了,表忠心怎么会遭遇文字狱呢?我来试举一列: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原籍直隶平山县,流寓山西介休的穷书生王肇基,乘皇太后生辰之机向汾州府同知衙门投献祝寿诗与联。据档案记载,诗联虽然字句鄙俗,尚有颂圣之意,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中称王肇基所附《叙后》“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
王肇基当即被捕后,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谤讪?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

话说得明明白白,办案大吏阿思哈却当作“呓语”,上奏说王肇基“类似疯颠”。经过一再审讯、奏请,乾隆传谕将王肇基“立毙杖下”,其母、妻押回直隶原籍交地方官安插。永利网址 3

乾隆承乃祖康熙、乃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自喜建立“十大武功”,自诩“十全老人”,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位期间,社会尚称安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所谓“康乾盛世”,发展到乾隆中叶达到了顶点。

文字狱的恶劣影响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有的是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是关心皇家。”永利网址 4

由于乾隆时期严厉的文字狱,民间相互揭发告密,往往以细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先生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正是乾隆时期文人心态的一个真实的共同写照。

回答:

清朝乾隆年间炮制的文字狱大概有一百三十起左右,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既导致了很多作品被禁毁、篡改,又使得很多读书人被处死或者全家被株连。

其余的读书人因此而不敢再任性撰写,明哲保身,或者将毕生精力转移到危险性较小的考证之学中,考证之学也因此而空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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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兴的文字狱,剥夺了读书人独立、自由的思考、思想能力,使之成为精神上的“太监”,造就了无数麻不不仁的奴才和愚民,单从这一点来说,清朝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的王朝之一!

文字狱到底有多恐怖?能把读书人逼成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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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凭借过人的才华,本来应该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诸多优秀作品,可遗憾的是,纪晓岚除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外,并无其它著作,究其原因,当是聪明过人的纪晓岚见识到文字狱的恐怖之处,不敢随心所欲去写,以免引火烧身。

后来,纪晓岚奉旨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仅仅在此期间,乾隆皇帝就炮制了48起文字狱,接近乾隆年间全部文字狱总数的三分之一。

编纂《四库全书》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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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乾隆皇帝打着编书的旗号行毁书之实,聪明过人的纪晓岚自然能察觉得到,于是,秉承皇帝的意思,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对古人的著作进行“阉割”,将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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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没有能力去推翻清朝和改变现状,又不甘心蛰居山野,籍籍无名一生,想要报效朝廷,就只能助纣为虐,沦为犬儒,在当时,这样的读书人又何止千万!

文字狱稳定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却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乾隆等一批文字狱制造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罪人!

回答:

清朝入关后,以“小族凌大国”的满清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压制人口占多数的汉族民族反抗,不惜罗织文网,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大案。如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维民所止”案,“清风不识字”案等。

到熟读汉文化的乾隆帝继位后,他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将“文字狱”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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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汉族文人语带双关的讽喻,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类皆遭灭门惨祸外,更多则是各种牵强附会,曲解辞章,

甚至到了只因为乾隆帝年满七十时自称过“古稀”,因此连退休官员自称”古稀老人”都是“大不敬”而斩首的地步,(“古稀案”)

甚至连一部文人的《忆鸣诗集》都可以被认为是“鸣”与“明”谐音,忆念明朝,图谋不轨,被乾隆帝御笔痛骂“丧尽天良,灭绝天理”。(“《忆鸣诗》案”)

乾隆帝还专门惩治那些查办“敏感书籍、诗文”不得力、对人犯从轻发落的地方官僚,轻则罢官,重则赐死,被抄家杀头不计其数。因此官员们愈加防微杜渐,对当时文人的诗词文字,有杀错无放过。据统计,乾隆帝制造“文字狱”130多起,远超之前历朝历代之和。

哪怕是无限美化乾隆帝,把他塑造成一个慈祥和蔼“皇阿玛”的热播电视剧《还珠格格》,女主人公“小燕子”,也是因为“文字狱”而被乾隆帝害得家破人亡,足可见乾隆帝的文字狱,已经成为中国清朝历史不可磨灭的印记,让后世作者读之也心有余悸,笔端不经意就流露过来。

电视剧《还珠格格》: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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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又令和珅、纪晓岚等编修《四库全书》,禁毁书籍高达3100种,15万部以上,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书目的三分之一,是以「清之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以纪昀纪晓岚为代表的清朝官方文人,秉承乾隆帝意旨,大肆删改所谓“字义触碍者”,将满清之前书籍的“胡虏“”夷狄“之类字样尽可能删减。甚至连李白《胡无人》、岳飞《满江红》这些古人著名诗句,都被大加篡改。

李白之《胡无人》改为《塞下曲》,,被改成

岳飞之《满江红》,,被改成了

幸喜黑暗腐朽的满清王朝终究灭亡,否则我们后人再不能看到李太白岳武穆的传世经典,不知悉其本意,纵是在吃糠喝稀的所谓”康乾盛世”下苟延残喘,也不过是一群坐稳奴隶的可怜人了。

对乾隆帝的“文字狱”和《四库全书》,鲁迅先生的评价入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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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这种种桩桩的文字狱,持续百余年时间,杀尽了所有怀恋前朝、不忿满清统治的声音,更杀得举国文士胆战心惊,只敢埋首于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古文分辩论证中,把精力投身到繁琐的义理、训诂考据里,即所谓“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乾嘉学派,众多学者,尽成寻章摘句之老雕虫。这也必然导致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禁锢、科技发展停滞,远远落后于正在近代化飞速发展的欧美列国。

公元1776年,乔治·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起草发布《独立宣言》,美国独立运动开启;

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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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时代脉搏,此起彼伏的风云涌动,两座人类文明史的不朽丰碑相继发表,而同一个地球上的神州大地,却在乾隆帝的治下,万马齐喑,一片死寂。

乾隆帝除了在众多价值连城的卷轴书画上胡乱盖章,在各地名胜古迹到处题写他那些拙劣不堪的歪诗谬论外,更自撰了许多诸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之类的“御制文章”,自以为“可非一世之书,可万世之法”,要替子孙后人定下一切法度规矩,不使逾越。

就连乾隆帝提前让位给他儿子嘉庆帝,也只是一场沽名钓誉、妄自比拟尧舜的“内禅”闹剧,其实直到死前仍然攥紧大权不肯放松。结果是他尸骨未寒,刚死没几天,因形同傀儡而潜藏深深不满的嘉庆帝,就迫不及待处死了他最信重的大臣,连“子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也顾不得了。

乾隆帝死后不过百余年,满清王朝覆灭,爱新觉罗·弘历的坟墓被开,尸骨被掘,其人生前穷奢极欲,死后碎尸裂骨,为天下笑,正可谓此酋生前支使一干文娼,歪曲我华夏历史、篡改我华夏经典、毁灭我华夏文华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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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循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快哉快哉!

回答:

文坛上关于乾隆的书籍、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类似《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一类的电视剧广泛传播,把乾隆描写成为一个开明宽厚、和蔼慈祥、风流潇洒的皇帝。而对乾隆的另一面,即文字狱的残酷的一面却很少涉及。电视剧《宰相刘锣锅》提到一点,但画面很短,没有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这些虽然名是“戏说”,或者标明“不是历史”,但因电视剧以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深入家家户户,长期耳濡目染,一般观众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得不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文字狱的始作俑者很难考究,但登峰造极者非乾隆莫属


当然要论文字狱,他爹雍正也算得上一个,最著名的莫过于“维民所止”。

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题目中有“维民所止”一句,雍正立马联想到这是砍掉自己的头,消息传到江西,查嗣庭当即自杀,雍正更气愤了,竟然不等我的圣旨到,就私自自杀,这还了得,下令鞭尸,全家处斩,亲属发配宁古塔。

1、文字狱成为统治者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

本质上看,文字狱是统治阶级的自卑感造成的,当权者有内心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对别人的一言一语,总喜欢第一时间自我代入,充分曲解,然后无名火起,恼羞成怒,快意恩仇。正如秃子见不得别人议论电灯泡一样。比如留辫子,我不知道满清的统治者为什么如此热衷汉人留一根形如猴子尾巴一样的辫子,甚至不惜借助恐怖手段达成目的,然后又高度心虚,以致神经衰弱,像警犬一样在汉人知识分子的字里行间嗅出转弯抹角的扬眉吐气。

2、文字狱防不胜防,士大夫们永远做不到三头六臂,从各个角度去考究文字可能的曲解,只顾当前兴致所然,脱口而出,吟诗结集。而后果是灾难性的。

下面我稍挑几个熟悉的案列来分析以下乾隆的自卑心理:

徐述夔,乾隆朝已故老人,著有《一柱楼诗》,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句大大戳伤满清的自尊心,间接含义就是讽刺满清是夷狄胡人大老粗,扰乱中原的秩序。要说文化水准,满清的皇帝都很自诩,康熙博古通今,不仅遍览经史子集,而且还跟传教士深研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着不凡的数学功底,雍正、乾隆更是不敢荒废,尤其是乾隆,他一生作诗近两万余篇,号称十全老人,当然很多都是凑数,说道乾隆写诗,不得不在此曝光他的丑闻。

沈德潜,曾任礼部尚书,乾隆非常赏析他,作诗时常请他删改,才思枯竭时,还秘密地请他捉刀代笔,本来这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情,事实上沈德潜一直到死保守秘密,也不知是乾隆做贼心虚还是内心好奇,要沈德潜的儿子把他老爹生前的作品统统呈现上来。他儿子满以为皇帝看得起,兴奋地把诗集全部呈给了皇帝,谁知皇帝没翻几页,就恼羞成怒,下令剖棺剉尸,家属永不录用。原来乾隆发现诗集中竟然收录了几首为自己捉刀代笔的诗。大大伤害了乾隆的虚荣心。当然乾隆不能以此为由,自己打脸罪加于人。办法还是文字狱,凑巧让他发现《咏黑牡丹》中有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文字昭然若揭,惩罚合情合理,大快人心。即掩盖了虚荣心,又彰显了皇恩浩大:不放过一个乱臣贼子,哪怕是死人。

文字狱打击面之广,骇人听闻,不仅俗世的知识分子广受牵连,就连隐逸山林的僧侣道士也不能幸免。贾仕芬,北京白云观道士,只因其咒语中一句:“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就被雍正斩首。

无论活着或死去,都不能逃脱文字狱的打击。尹嘉铨,年逾七旬,大理寺任上退休,赋闲乡里,自称“古稀老人”,这本是一句成语式的口语,不知道怎么传到千里之外的乾隆的耳朵里。乾隆心想: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田舍老汉孤陋寡闻,如此说说倒还算了,你作为正部级高官,怎敢自称古稀老人,这不是大胆妄上!结果可想而知。

乾隆靠政治手段打击臣民,谋求文学地位。没有哪一个皇帝有如此可恶。仔细一想,从片面追求“十全老人”的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皇帝也是人,也想贪小便宜,也有人格缺陷。只不过披上极权外衣后,有点无所欲为而已!

回答: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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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
、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回答:

清代的文字狱,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祖孙三代每下愈况。

尽管乾隆一朝被人誉为“盛世”,弘历也自诩“盛明天子”,然而,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案件总数达140
多起,对于涉案重犯,动辄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在二千年帝制史中也是独占鳌头。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广开言路”,报送到皇帝御前的献策无论多么千奇百怪、村鄙不经、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并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自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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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八月,山西省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诗联后附有一小段文字,词句颠三倒四,但能看出来是评论时事之意,这人其实精神有点不正常。地方官将此事汇报给了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获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乾隆四十一年,山西临汾一个31岁的秀才冯起炎,想献一本自己所写的书给皇帝。书的内容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但对两位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进家门。他想象皇帝见书后会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一高兴,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他的命运结局是,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了此身。

回答:

一书生在书房看书,一阵清风袭来,将摊在书桌上的书页吹起,书生有感而发,信手拈来,研’墨挥毫:

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而后哈哈一笑,将纸笺团起,扔于纸蒌。不料被奸人所捡,以谋反之名将书生告发,书生一家数十口,被朝廷满门抄斩,血流成河,告发者加官进爵,福禄无数……

这就是文字狱。

令人不寒而颤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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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清代文字狱,主要发生在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皇帝,对文字狱的态度与处置,是不一样的。

圣祖玄烨的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世宗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高宗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

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

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

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此不赘言。

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

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

“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

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那么,乾隆一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回答:

乾隆时期搞文字狱的历程,是依循“宽——紧——宽”的轨迹。

乾隆,就是清代的高宗皇帝,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他前后一共在位六十年之久,起止时间为公元1736年至1796年。

乾隆刚刚继位的前16年,没有搞什么文字狱,因为他一心要做一个与父亲雍正不同的皇帝。雍正的执政风格就是刚猛,对臣下非常苛刻,动辄抄家,朝廷上下虽然不敢公开批评,但一直对雍正很不满,认为这个皇帝没有人情味。雍正没有好人缘,一直生活在背叛与血腥的政治斗争之中,活的非常辛苦,最后含恨而终。乾隆知道父亲名声不好,一心想做一个宋仁宗一样的宽厚之主,所以一上台就做了很多对官员来说的好事情。雍正在位的时期,厉行反贪,到处追债,官员死了没有用,儿子孙子偿还,官员们在雍正手下干活战战兢兢,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可能小命不保,小命没有了,还要连累后代子孙。一个字,苦。乾隆登基后,大方的说,你们的钱就不要还了,立即在朝廷上下赢得满堂彩,个个夸赞乾隆是有为五好青年。雍正在位的时候,还整了几个亲弟弟,什么老八,老十几个,关的关,流放的流放,还把他们提出皇族。虽然也许雍正有苦衷,但他这样的行为在倡导孝悌的儒家来看,简直是不可理喻,总之,就是“没德”。连亲弟弟都整这么惨,这还能算是一个仁义的好皇帝吗?乾隆知道老爹在皇族里面积怨很深,待他一继位,立即恢复了几个叔叔的人身自由,该放的放,还把踢出皇族的叔叔恢复身份,给钱给米给爵位。这一来,乾隆又赢得了皇族的一片美誉,获得了宗族势力对他的支持。

乾隆舒舒服服的干了16年,到处是交口称赞。到了乾隆十六年,一件事情彻底激怒了皇帝,是文字狱大兴的起点,那就是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对乾隆的刺激。原来,乾隆打算第一次南巡,南巡得费钱,于是,江南的两个低级官员伪造了大臣孙嘉淦的奏稿,在里面对乾隆展开了凌厉的批评,意图通过舆论,让乾隆不要去江南给老百姓找麻烦。孙嘉淦是一个有名的言官,清代的海瑞,伪造他的奏稿,比较让人信服。乾隆发现了这个事情,非常气愤,下令追查,结果发现这个伪造的奏稿在全国到处都是。乾隆既愤怒,又失望——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还造我的谣。真是没有良心的天杀!

于是,乾隆开始了历时几十年的文字狱大行动。有史料可查的知名文字狱案件就有130多起,远远超过他老爹雍正时期。乾隆统治的后8年,乾隆感觉该杀的也杀了,敢烧的也烧的差不多了,全国上下都是唯唯诺诺的奴才,他的气也出够了,于是,他开始对文字狱有所宽松。

乾隆之后,嘉庆、道光等朝的文字狱就比较罕见了。可见,文字狱已经成为乾隆一朝的标签。

回答:

一百四十多起。都是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无事生非,他的爱好是亲自翻书一个字一个字的挑错。直到晚年才停止,估计是没精力了。他是学雍正的作风,例如雍正的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案。而且修四库全书搜全国书籍更激发了文子狱规模。相比之下,康熙年间的主要是史书问题。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六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他饱读经书,过目成诵,以此深得乃祖康熙的钟爱。康熙临终前曾对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当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康熙弥留之际,已把大清江山托付给了胤禛和爱孙弘历了。

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以来产量最高的一人。其书法宗赵孟頫而有变化,自成一体,现留墨迹之多,亦居历代帝王之冠。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才情好学习的皇帝,并未以其识见主要用于弘扬文化学术,却因为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锻炼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也超过了乃祖和乃父。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部尚书,署翰林院学士,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很有社会声望。因此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主要内容是批评乾隆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奖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此案文诬谤朕躬,全属虚捏。”他命令负责追查此案的侍郎钱陈群“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现,并尔子将不保首领”。他下令各省巡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炮制者和传布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就逮捕了疑犯二百八十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认为“毋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乾隆读后勃然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遭革职服苦役处分。自此无人敢谏。

在连续追查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报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伪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总之,因此案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裁决,亲属照便连坐。办案和审讯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适让、知府戚振鹭等俱被革职拿问,交刑部论罪;连两江总督喀尔吉善、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证据不足,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时达所给,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即匆匆将刘凌迟处死。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因怕担“不力”的罪名,所以即使罪证不足,也匆匆定案。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终日心惊肉跳,而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自己的名字写伪奏稿,惹今日之祸。乾隆十八年,孙惊俱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就更少了。

2.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着有《坚磨生诗钞》等。乾隆十八年,有人将此书送乾隆处告发,乾隆阅后大怒,认为是“悖逆多端”,下令给当时的广西巡抚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罔,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语气如此之重,可见乾隆的恼怒程度。他从《坚磨生诗钞》中挑出“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如胡的诗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日月合写为“明”字,乾隆即认为胡是有意复明,“加浊字放在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还有“老佛如今无病痛,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是对自己的诅咒,并讽刺自己不问政事;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多次南巡;胡诗吊孝贤皇后有“其夫我又属,妻皆母道之”。乾隆认为以夫妻称帝、后,“丧心病狂一致于此,是岂可容者”,意即为天地所不容。据此推断,整部诗集就成为有意识、有系统的反清的书。他指出此书“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还追查群臣的责任:“朕见其诗,已经多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人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如此天威震怒,杀气腾腾,群臣以后就只能捕风捉影,吹毛求疵,文字狱更加泛滥。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论世谊,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但乾隆却申斥鄂昌身为满洲人,“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反复唱和,实为丧心病狂之尤”。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逐出贤良祠。乾隆对此案大张旗鼓地渲染,同时又传谕八旗,警戒满族人应保持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乾隆的汉文化水平之高,应居前列,而乾隆内心对汉文化却是如此畏惧,令人难解。

3. 王锡侯《字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