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雁: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流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要:《妇女杂志》17年间刊登了传播科技新知的文章1500余篇,是民国女性科学启蒙的重要阵地。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和编辑群体的变动,《妇女杂志》先后经历了“保守改革”“激进革命”和“回归中庸”三个阶段,其科学启蒙的宗旨和内容也经历从“大量普及家政科学常识,培养具有科学新知的贤妻良母”,发展到“宣传科学思想与精神,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再到“重新回归家庭科学常识的普及,并鼓励女性话语的主动表达”的过程。《妇女杂志》的科学启蒙及其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科学主义思潮扩展到女性家庭和生活领域的状况,另一方面表明社会性别观念的变革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科学话语的力量。

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多本英汉、汉英字典、辞典,《妇女杂志》、《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译作、论著的梳理,试图厘清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流转进程。以“女性”和“女性主义”等词汇为例,揭示现代汉语中类似词汇,很多是在19世纪以后,在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之间的互动中建构起来。对这一建构过程展开历史的分析,希望对当下的中国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摆脱“矛盾立场”有所助益。

章梅芳[1] 李倩[2]

女权主义;术语;翻译;流转

[1]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2]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100068

当下,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英文对应词均为feminism)和社会性别(或称性别、性/别,英文对应词均为gender)理论日益卷入中国学术话语,学者们日渐运用自如,却少有人检视这些概念、名词是何时、如何被译介入中文的,在百余年的话语流转进程中是否经历过变迁,这些变迁背后隐藏着什么?①更少有人将女权主义和其他的全球性的思想与变革的进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将其视作“一个全球历程”,一个“充满了跨地域和地域中观念的流转以及实践的变迁”历程。②今天,当我们展开针对中国女权主义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全球性话语流转的背景——这种流转并不是单向从西向东的,往往是多向交叉的;更没有看到它在中国或被接受、或受排斥、抑或被中国化的历史。

《妇女研究论丛》 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16年第5期57-67,共11页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唯成果很少,已有的定论也多需推敲,这些“定论”包括:中文的“女权”和“女权主义”均译自日文;③1949年以前“feminism”被译为女权主义,其含义是正面的、积极的。在1949年以后,“女权主义”被妖魔化等等。④本文希望通过对近代以来多本字典、辞典,《妇女杂志》、《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译作、论著的梳理,对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流转展开更具体的检视,进而探索围绕这些术语变化的社会变迁的痕迹。

妇女杂志 科学启蒙 民国女性 社会性别观念

一、矛盾的翻译:妇女主义与女权主义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FRF-BR-15-013B)的研究成果之一.

女权:译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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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与“女权主义”均系外来概念。一般认为,中文“女权”一词译自日文,是中国人学习日本的产物。日本学者须藤瑞代通过对《清议报》等晚清报纸和7种11个版本的中国辞典的梳理,将“女权”一词的最早出现锁定于《清议报》第38号(1900年3月11日)上登载的《男女交际论》,此文译自福泽谕吉的言论。⑤夏晓虹教授则认为1900年6月《清议报》翻译、刊载的日本人石川半山的《论女权渐盛》一文,是中国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女权”的例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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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藤将夏晓虹的考证向前推进了三个月,不过她们两位对中文“女权”一词源自日文此点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我们审视同时期译自英文的文章,也不难发现“女权”的踪迹。比如,在1899年,林乐知已在《万国公报》上多次讲到“男女平权”。⑦而国人自撰文章中,在1901年也已出现“女权”一词。⑧在译著中,被称为在“中国近代翻译、出版之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⑨的马君武,就在《斯宾塞女权篇》中使用了“女权”一词,不过该词译自英文“The
Rights of
Women”,与“feminism”无关。⑩笔者认为,须藤和夏晓虹的追溯只能说明,“女”和“权”两字在中文公开出版物的首次连用,与当时报纸对日本思潮的介绍有关;但并不能由此断言,中文的“女权”概念单纯源自日文。

《妇女杂志》与民国女性的科学启蒙.pdf

从林乐知的《万国公报》,从马君武的翻译,再从《清议报》和《京话报》讲“女权”,我们可以看到,“女权”概念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源头是多源而非单一的,与其简单地为“女权”概念定论究竟是“西来”还是“东进”,倒不如将其视作一个东西交叉传播,翻译与再翻译的进程。《京话报》里《泰西妇女近世史》一文就称倭女写“保女权书”,而这本书在1802年的时候就被一位叫罗苏的法国人读到,这篇文章勾勒了一个19世纪早期女权思想从东向西流动的场景。所以,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倒是,像“女权”这样的概念,在这一时段进入国人的视野,是国人与外人共同参与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

茅盾:矛盾的翻译

无论是须藤还是夏晓虹,在对“女权”概念进入中文的进程展开研究时,实际上都只是停留在追溯“女权”这一单词确切出现和使用的时间上,但实际上“女权”这个词在近代中国被不断言说,其含义却可能因言说者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既然含义不同、立场各异的女性解放诉求可能被归于同一个“女权”词语之下,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词汇代表着相同或相近的女性解放的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考证“女权”词汇确切出现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是将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研究范围简单窄化。所以本文选择“女权主义术语”而非简单“女权”一词为研究对象,期望对女权概念在中国的翻译与流转过程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

首先是“女权主义”一词。相比“女权”,“女权主义”被译介入中国要迟得多。在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中虽收有“feminism”条目,但释义是“The
quality of female sex,女流之性质”,跟“女权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feminism”一词是19世纪80年代首先在法国发明的,将法语中表示女人的词“femme”和“ism”连接在一起。近代以来,“feminism”多指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概括社会性别平等理论和男女平权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流行”的理论。《英华大辞典》的主编颜惠庆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受美式教育,1895—1900年间在美留学,是在弗吉尼亚大学获文学士的第一位中国人。由他主编的辞典对于“feminism”一词的认识,多少能够反映出在20世纪初,受西方——尤其美国——影响最甚的中国留学生们对于女权主义是隔膜的,应该说,这一时期“feminism”也并未在美国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知识界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大力译介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对“女权理论”或“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是《新青年》、《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妇女杂志》和《新妇女》等新潮杂志的重要议题。鲍晓兰从《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出发,得出“在我国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虽然已有人意识到西方妇女运动中的不同流派,撰文探讨各种译法,但是仍有不少人将其译为‘女权主义’介绍于大众”的结论。实际上,《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一书并没有关于“feminism”一词具体译法的探讨,其中所收沈雁冰的文章将“feminism”译为女子主义,“suffrage”译为女权主义,并特别指出他们“不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俩的主张很是相反。……女权主义者目的在改革法律,女子主义者目的便要改革陋俗”。指称女权主义是中产阶级的,女子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两者完全不相容。并声讨“可怜现在国内某某两种专以妇女题名的杂志”对于此两者的区分、对立却是一派糊涂。

沈雁冰和他的胞弟沈泽民都是上世纪20年代《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熟稔西方女权理论。他以“雁冰”、“珮韦”和“四珍”等颇为女性化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女权理论的译作,在他的笔下关注到的西方女权运动不仅有美国的,还有欧洲的,有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这样的民权、女权斗士,也有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们投身的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不过在当时,沈氏兄弟并没有把“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而是译成“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称女子主义是“那个应用到妇女一方面的民主主义的自由底进程”。而“第一个清楚的妇女主义底音调却在巴朗荷尔白克(Baron
Holbach)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所著的社会制度(Systeme Social)一书发出。”

1920年春,沈雁冰和沈泽民联袂翻译了美国女权主义者海尔夫人(Beatrice
Forbes-Robertson Hale)的What Women
Want一书的第一部分,译文在《妇女杂志》上连续两期刊载,题名为《女子的觉悟》。在前后连载的两期译文中,他们将feminism分别译成了“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这种前后矛盾的译法似乎透露出: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于“feminism”的翻译和认识远未统一,即便在研究、翻译西方学术的新知识分子中“feminism”的概念也是动荡、变化的,有些理解与转译甚至是对原文的误读。

女权主义:进入主流话语

“女子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这样的话语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屡见于各类先锋杂志,以致有人惊叹已经到了一个“女权高涨的时代”,“提高女权的呼声可谓充塞了宇宙”。但“女权主义”一词却迟迟未能进入中文的主流话语体系。迟至1932年,当年出版的《辞源》仍未收录“女权主义”。次年,由光明书局出版、李鼎声主编的《现代语辞典》才明确收录了“feminism”这一条目。

Feminism;Feminisme;Feminismus音译弗弥捏士姆。要求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与男子享受同等机会;即要使妇女从男子的压迫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一种自由主义。这一释义与《英华大辞典》相比已经大有进步,能看出编者对西方女权运动的基本理念有所了解,但此时此地英文的“feminism”并未与中文的“女权主义”相对应,而是音译为“弗弥捏士姆”,这一音译与“女子主义”、“妇女主义”等多种译称混见于当时的报刊。用音译词来表达西方思想理念的方法早在明末就已出现,傅兰雅在1885年就将“economy”译为“伊哥挪谜”。但是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使得大量的音译词始终无法顺利被国人接受,“弗弥捏士姆”亦是如此。

与20年代不同,这一时期先锋的妇女杂志的编者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理解已经相当到位,比如女子书店出版的《女子月刊》的一篇“编者按”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编者们的女权主义立场:

这《女子月刊》并不是创办人私有的“同人杂志”,乃是读者大家公有的杂志。我们没有主义,若有则除非是女权主义。到1937年,在张鹏云主编的《最近汉英大辞典》中,“feminism”被明确无误地译为“女权主义”。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不仅收有“feminism”,还收录了“feminist”,前词译为“女流之特性,男女平权论,男女平权主义,女权主义”;后词译为“男女平权论者,男女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当时,与“女权主义”同时流行的,还有以往研究罕见提及的“女性中心说”一词,其在多本辞典中都与“女权主义”同时被收录。“女性中心说”,也是译自美国的女权理论,高希圣曾撰有长文介绍瓦特的“女性中心说”,细述了“人类中女性的优胜”、“从女性分离出来的男性”等点,都是属于非常“女权主义”的观点。下表所列四本辞典,无论对“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中心说”的解释都能看到进步论(progressive)的明显烙印,因此白露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妇女运动归为“全球进步论女权主义”的组成部分。“进步论女权主义”主张:只要能给予女性选择配偶的自由,让她们在生育的过程中找到最适合她们的另一半,就将加速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进程。这一女权主张与近代中国男性精英将“国家积弱”归咎于中国女性愚弱、不生利,提倡“欲救国,先保种”的进步论观点是相当契合的。

女权主义:全球化与进步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妇女杂志》曾经发表过不少译作,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或与女权主义相关的理论,其中包括玛格丽特·山格(Margaret
Sanger)、海芙洛克·艾丽斯(Havelock Ellis)、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爱伦·凯(Ellen Key)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不少同时代在西方流行的著作、观点被译介成中文出版,中国也成了女权主义理论国际化进程的一环。正如巴黎的时装、好莱坞的大片能在当时的时尚之都上海几乎同步流行一样;女权主义作为流行的理论,被进步论、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对男女不平等社会现实的批判所裹挟,迅速地在中国的进步男女中流行。因此,白露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被译介、被引入、流行并理论化,并非独特现象,而是女权主义世界化的一环,在日本、挪威、丹麦、印度、新西兰、美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虽然,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欧洲人的眼里无疑是模糊的,但他们都参与了进步论女权主义这一国际化的进程。”

而江勇振教授对1915—1925年间《妇女杂志》的研究在肯定白露“全球进步论女权主义”观点的同时,更进一步指明,女权主义话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多男性精英主张废缠足、兴女学,要求培养“国民之母”、“女国民”;但是受现代科学、优生学等影响,强调男女平等的诉求,则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另一条重要取径——女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男性和女性在中国近代女权运动中的侧重点不同这一点,田汉在1921年时就已经指出过,“妇人运动几乎可以分出男子的和女子的二种:男子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便是‘妇人自觉’问题。”

而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女权理论的翻译、推介亦是流派纷呈。与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等男性译者、作者取径不同,以胡彬夏为代表的《妇女杂志》的女编者、女撰稿人,多提倡女性的科学发展。而同样在上海,像沈兹九、罗琼这样的左翼人士,不仅推崇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更是早就着力译介、出版苏联的妇女问题论著,从而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提出批判”。1937年出版的柯仑泰的《新妇女论》,在译者沈兹九的眼里已经超越倍倍尔,“看到新妇女们勇敢地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成功的史迹”。

据金观涛、刘青峰牵头建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译介入汉语,均与梁启超有着密切关系,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几年。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提到“帝国主义”;1901年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到“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1903年在译作《佳人奇遇》中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时称是“后世共产主义的权舆”。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文字发表,从《诫缠足会叙》到《论女学》、《禁早婚》等达十余篇,在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流转、“妇女”成为“问题”的过程中,梁任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梁启超这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女权主义全球化进程一环的中国,女权理论与思潮的译介、流转不仅是多源头、多线索、多场景的,而且与近代以来其他的全球思潮与进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交织在一起,互为作用。[NextPage]

二、修正的翻译: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标签化的女权主义:资产阶级的、西方的

从上节的分析不难看出,在1949年以前,“女权”、“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等词汇已悄然进入中文主流,取径多源,褒贬不一。但是,中国的女权主义作为世界女权主义一环的进程,随着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冷战的爆发而被打断,却是学界的共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权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在共产党的文献中,‘女权主义’一词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并且经常与‘西方的’这个限定词一起出现。将女权主义从官方话语中驱逐出去不仅从公众头脑中抹去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并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解放者的论调。”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并非从最初就排斥、贬低女权主义,像沈泽民这样的中国早期女权主义理论重要的译者,同时也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鄂豫皖边区的创立者;而向警予、邓颖超等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革命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从这点来看,似乎可以印证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在她书中所指出的:在上世纪20年代——中共创立早期,女权主义的理论在党内并非受到排斥,而是被成功地纳入了中国革命的体制内。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继承是通过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话语推到讨论的中心位置,逐渐巧妙地以党的话语替代“女权”主张。但是“女权”和“女权主义”(或者“妇女主义”)被贴上“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标签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创,而是深受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以蔡特金、倍倍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女性领导者们将她们的解放议程定义为“社会主义”,而轻蔑地斥其他妇女团体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抨击“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总是忘记,在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对立。妇女不是要为扩大所谓的女权,而是为限制剥削的自由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家们、妇女工作者们无法公开宣传、推行女权主义的理念,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权事业仍以妇联为大本营,通过与政府各级组织、各种部门的博弈,践行着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道路。但这种女权主义,不仅与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女权主义实践基本断裂,也与当时女权主义国际化进程脱节,跟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话语与学术的联系也并不紧密——中国当代女权主义话语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

借助《人民日报》电子数据库,我们可以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话语在中国主流媒体的复萌作一简单梳理。1985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旅美女作家於梨华的《美国来的信》,这是该报第一次将女权主义与“斗争性强”、“雄赳赳气昂昂”这样的褒义词联系在一起,但是,被革命打断的“女权主义”历史并没有在80年代中期马上得到接续。王任重在1990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仍然称“中国妇女是把争取自身解放同参与社会变革紧紧结合在一起,在投身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去实现自己的解放,这是一条同西方女权主义者不同的道路,是被实践证明完全成功的道路。”在这之后五年,仍有学者公开宣称“受到国外女权主义的影响”新一代中国女性充满了问题,“又想做女人又不屑于做女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而宁愿选择同居。她们对女性的话题最敏感,但不少人的自我人格很矛盾”。

如果说1979年版的《辞海》连“女青年会”、“女仙外史”这样“女”字头的词条都有收录,却没有“女权主义”的踪影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1986年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不见“女权主义”的条目,就将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女权主义学术在西方学界的极大繁荣与在中国学界的蓬勃兴起的视若无睹表露无遗。所幸1998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现了“女权运动”的词条,其对应的英文也明确无误地标为“feminist
movement”。

女性主义的出现与来自台湾地区的影响

当下中国,“feminism”一词被译成“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同时并行,以至于圈外人往往误读“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就连1995年出版的《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也匪夷所思地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分成两个词条,“女权主义”被释为“男女平权主义”,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要求结束妇女从属地位,主张男女两性平等,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百科全书在词条选定、释义上出现的偏差,恰能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百花齐放的局面之下掩藏不住的囫囵吞枣与歪曲误读。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feminism”被译成“女性主义”,或说“女性主义”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率先使用“女性主义”一词的著作当属1987年出版的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一书,研究性论文中出现“女性主义”一词可追溯至1978年。1986年《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文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介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论文,拓展了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1988年9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起主办了女权主义文学及电影研讨会,就女权主义批评对象的再界定、文学与电影中女权主义研究的比较、女权主义批评在中国等问题展开讨论。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谢玉娥主编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该书以资料集的形式集中收录了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论文。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正是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争先恐后涌入中国的年代,1949年以后中国在全球女权主义传播链中被切断的联系,也在这个时段得以重新衔续。2003年,杜芳琴在总结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时,也将兴起的时间上溯自1987年——这一年,大致可以被看做国门再次打开之后,女权主义思潮和妇女研究在中国重新萌芽的标志性年份。

“女性主义”一词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使用尚处于西方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介绍阶段;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文学评论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介绍“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与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研究深受中国台湾学术的影响——恰逢海峡两岸在冰封三十多年之后恢复民间交流。1986年,吕秀莲在台湾出版了《新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进入台湾学术话语主流之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台湾问题的期刊几乎同时大力介绍台湾在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女性主义”思潮在大陆的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无独有偶,《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女性主义”一词也与台湾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更可验证台湾学界对于大陆“女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女性主义”一词的翻译、使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由于台湾学界将“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一词在大陆的逐渐流行受到了海峡对岸翻译习惯的影响。

“女性”翻译的由来:女性特质/男性特质

1999年,张首映在修订、重版《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一书时,加入了“女性主义”一章,认为女权主义一词来自日文,西方人称女性主义。日文翻译成女权主义后,不仅忽略了占主要部分的女性主义批评,而且成了那些有性别歧视的人的笑柄或谈资。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学界绝非一家之言,陈惇等在《比较文学》一书中也给予充分认同,并进而论证“feminism”以前是被译成“女权主义”的,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换句话说,在整个审视批评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色彩得到强化,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这样的角度看,用‘女性主义’来取代以前‘女权主义’的译法是合乎时宜的”。

从上述两书的逻辑来看,“女性主义”这个词语似乎是对“女权主义”偏颇定义的修正,鲍晓兰也曾认为“女权主义反映不出feminism一词的丰富内涵。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的斗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与“妇女”一词不同,“女性”一词在近代以前的汉语中并不使用。作为舶来品,它是伴随着大量西方性学著作被译介入中国,尤由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家写作而推广、普及。分别于1908年和1916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和《官话》两部英汉字典中,现在广为使用、被认为比“妇女”一词更科学的“女性”一词均未出现。“男性”、“女性”用语开始在中文发端可以追溯自1930年出版的《英汉模范字典》(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上世纪30年代以后“男性的”和“女性的”这样的词语才逐渐成为英汉字典释义的基本词汇。

“女性”这一词汇进入汉语之初被国人当做进步的西方人文主义概念而被接受,它强调应将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但同时也被当做进步思想接受的还有“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男人和女人彼此本质上不同,但却是相互平等的观点。从此以后,“女性”一词背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中文语境中再未被置疑过,“女性”作为男性的“天然”对立物被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接受,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科学和人文的意义上均是正确的。这一点在“女性”、“男性”这类由西方近代性别话语移植入中国文化的概念,变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当下,在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节”时,在“女性主义”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修正时,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只有更加历史地、更加全球化地看待这些女权主义术语的产生与制造的过程——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权力运作的场所。[NextPage]

三、结语:矛盾的立场

有学者认为,近30年来,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对女权主义标签的回应常常处于矛盾的立场(ambivalence)。“目前在中国,在一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小圈子之外,女权主义是个颇有嘲弄意味的字眼。而另一个翻译,‘女性主义’(女性的,或者是女性化的特色)则看上去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但是“女性”这个字眼,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别有意味,“因为它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推崇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所以,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是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区分。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立场不是女权主义的,但对中国的很多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的学者来说,这个翻译是‘软化了的女权主义’,所以更容易被接受”。更有学者危言耸听:“种种罪名之下,已鲜有女性学者、女作家或女性问题关怀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以偏概全,但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解释“gender”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中文语境后,被极快、极广地吸收和使用的原因——上至全国妇联,下到穷乡僻壤。

本文对“feminism”一词由妇女主义、弗弥捏士姆、女权主义,再到女性主义的翻译过程的追根究底,实际只为寻找在这百余年的话语流转过程中,“女权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借由翻译进入中文,如何合法化,如何被边缘化,到当代又如何遭“修正”的历史。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所使用的“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概念在本文中同样合用,“女权”进而“女权主义”的话语在近代中国由“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的流变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以“女性”和“女性主义”为例,现代汉语中很多已被视为不言而喻的概念,实际上都是在19世纪以后,在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的相互影响下——当然这种相互影响的力度可能是因不同的向度、不同的时间,再建构起来的。对这一建构过程展开历史的分析,希望对当下的中国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摆脱“矛盾的立场”能够有所助益。

关注话语研究的后结构主义学者不断提醒我们,语言绝不是人们想用时就可以拿起,不用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工具。我们不仅支配语言,语言也在支配我们。但是话语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如何厘清“话语”和“说话者”之间的互动,尤其像“妇女”这样的群体,往往是历史文本中“不说话的”或者“少说话的”、“说了也不被听到”的群体。本文的研究在“翻译”与“立场”的对话中,其实是不对等的,“翻译”主要是男性精英的话语,而“立场”则是女性学者们的尴尬——这不对等的对话,也显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实践,至少阶段性存在过的男性指导、女性实践的格局。

近年来“概念史”或“观念史”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方兴未艾,但是“性别”向度在其中的显现却非常有限,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和须藤瑞代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是并不多见的尝试,更多的则是像金观涛、刘青峰对现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观念史研究”那样,洋洋七十万字中对“妇女”或者“性别”这样的概念、范畴不置一喙。因此,要对近代以来中国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进而与“妇女问题”相关的话语都作更加具体、微观、深入的历史分析,对推进中国妇女史研究会有重要意义。这同时也需要更多学者更大的关注,它既要求个体的研究者在中学与西学功底上的进一步积累,对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思想流动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也亟须中国史学界在相应的研究中能产生群体性的呼应与推动。

[收稿日期]2012-04-24

注释:

①对于“女权主义学术话语”在中文语境的译介、生产与流转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英文两部分:英文中白露(Tani
E. Barlow)的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和王政与高彦颐主编的Gender and
History杂志特刊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Dorothy Ko & Wang Zheng,
“Introduction: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Gender & History
18.3)是其中两部代表作。中文有中国台湾学者刘人鹏的《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和日本学者须藤瑞代的《中国“女权”概念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两部论著。相关论文包括王润清:《Feminism的释义追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施旻:《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异》(《理论学刊》2003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探讨了“feminism”一词在中文中如何由“女权主义”蜕变为“女性主义”的原因,但对于蜕变的过程未展开梳理,更未深入研究与女权主义相关的其他语汇。

②Dorothy Ko & Wang Zheng, “Introduction: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Gender & History 18.3: 463.

③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参见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李小江:《关于女人的问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第17—18页。

⑥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66—67页。

⑦林乐知译,蔡尔康录:《美女可贵说并引》,《万国公报》,光绪廿五年五月号、六月号。

⑧《泰西妇女近世史》,《京话报》,第1—6回,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至十一月。原文为“有一位倭姑娘,做了一部书,叫做‘保女权书’。”

⑨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⑩该书1902年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行,书名为《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此处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