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隔壁的人贩子:同吃同住伺机下手(图)

  陈前进 (男)

广州中院认定张维平拐卖了9名儿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对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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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8日法院宣判后,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和志愿者在一起。 受访者 供图

  大海捞针

“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

图片故事

判决书显示,张维平9次贩卖儿童的非法获利,除了两次分别为1.3万元和1万元外,其他7次均为每名儿童
1.2万元。每次钱到手后,张维平都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

  聊起这些年对申聪的寻找,申军良觉得他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自己在这氤氲弥漫的雾霭中穿行,好像能看到他,却什么也抓不住。

张维平归案后供认,除了申军良的儿子,他还在2003年至2005年拐卖了8名儿童。

  2003年10月,贵州人赵丽的儿子小前进被张维平偷走了。起初,她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她感到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希望渺茫,生活还要继续,只能放弃。

“梅姨”到底是谁?这至今仍是未解的谜。

  体貌特征:左眼眼角处有一小孔;左脚大脚趾有一绿色胎记;右侧臀部有一圆形红色胎记;右大腿有胎记。

在拐卖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主犯周容平“作用最重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对其判处死刑;同案犯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周容平的妻子陈寿碧被认定为从犯,判刑十年。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被拐男童大部分卖往紫金县,中间人“梅姨”是谁?

  体貌特征:两处头旋;左手断掌;笑起来脸上有2个酒窝。

人贩子张维平:两年拐走9男童被判死刑,已三次因拐卖被判

  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张维平经常更换租房地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物色目标。从锁定目标到诱拐得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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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张维平此前涉及的那两次拐卖儿童案件中,他拐卖了儿童2人。加上此次法院认定的9人,张维平共拐卖儿童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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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拐卖儿童寻子

47岁的贵州男子张维平,这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了死刑。

  那段时间,申军良的手机响个不停。自称与申聪有关的消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增城警方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是在2005年被拐走的。当年申军良在广州增城务工,白天他去上班,妻子独自在出租屋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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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梅姨”至今尚未归案,其身份不明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如果知道身份,挖地三尺都要把她挖出来。”

  抽成的中间人

据判决书记载,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有4次是在广州增城区,1次在广州黄埔区,另有4次在惠州市博罗县。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时,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张维平:“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坐在被告席的张维平低着头,没有应答。

  一旦获得孩子的信任,张维平便寻找时机,果断下手。往往只需要一次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便能成功。

从在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到下手拐走小孩,张维平每次作案前的准备时间,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与目标家庭联络感情,让孩子熟悉自己,一边联系中间人“梅姨”,让她寻找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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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平是一名累犯,此前曾因拐卖儿童两次被判刑。此次审判的案件中,4名同案犯曾参与拐卖一名儿童,其中被告人周容平也被一审判处死刑,另两名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一名从犯被判刑十年。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都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来自同一个村。案发11年后的2016年3月,上述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拐卖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托人寻找和收养外地男童。

  9个家庭寻子13年

申军良表示,他与律师商量后,再考虑是否补充证据上诉。他告诉澎湃新闻,下一步他计划将另外8个被拐孩子的家属集中起来,分组到紫金县等地寻找孩子,“已经找了十多年,现在更不会放弃。”

  13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丢了。

“他看起来是个老实人。”2005年在增城打工的湖南人欧阳春玉回忆,当年张维平在她家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他经常带着我儿子去玩,买零食给我儿子吃,和我儿子玩得很好。”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牵涉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供图

  2006年元旦,张维平拐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佳鑫。此后3年,小佳鑫的父亲阿江到各地寻子。申军良说,“2008年10月,阿江寻子无果精神崩溃,乘火车时趁家人不备,跳车身亡。”

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05年1月4日上午,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联手将申军良的儿子抢走。当时陈寿碧在楼下把风,周容平负责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出租屋,将申聪的母亲捆绑,强行抱走1岁的申聪,并将其交给周容平、陈寿碧夫妇藏匿。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张维平将申聪卖至紫金县,非法获利13000元,他将其中1万元分给周容平等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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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聪 (男)

在作案之前,张维平会找机会与目标家庭套近乎,甚至以找不到工作来骗取同情。来自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张维平的作案区域,主要选择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他会到一些出租房附近“踩点”,寻找适合下手的小孩。锁定目标后,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以找工作、租房为名,成为目标的邻居,租住在小孩家旁边、对面或楼上楼下。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梅姨”当年也在增城一带活动,她确定好买家后,张维平便会伺机动手。两人将小孩带到紫金县等地,约好买家见面。交易地点有时在饭店,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乡下买家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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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拐孩子的父母还记得,当年的张维平为人随和,经常和居民一起打牌、打桌球,偶尔到网吧上网。他有个特点——喜欢逗小孩。那些孩子平常由母亲或老人带着,孩子父亲一般要外出上班。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中间人“梅姨”没有归案,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则供认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

  李成青 (男)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2005年7月,张维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结识了湖南人李树全。在旭日村里,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小成青。

“我有意逗小孩玩,目的是为了跟小孩混熟,以后拐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张维平归案后供认。

  有的家庭对找回孩子已彻底不抱希望。2016年,申军良打通了一家人的电话,孩子的父亲在电话中说道:我们不找了。申军良转不过弯:“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找,你在想什么?”

“累犯”成了张维平的一个标签。在此次判决之前,1999年7月,他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法院判刑六年;2007年3月,他犯盗窃罪被增城市法院判刑十个月;2010年5月,他又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刑七年。

与买男童的夫妇见面时,张维平会为孩子的身世编借口。“我说孩子是我和女朋友生的,自己不想养了,给别人养,要一点抚养费。”他后来向警方交待。

  2003年7月出生,2004年12月31日被拐卖。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

  最初,只要有人提供线索,要多少钱他都给。2009年,一个成都的号码称知道申聪的下落,前提是先转2000元。申军良夹着钱一路小跑,在3公里外找到一家农业银行,汇了过去。按照对方说好的地址,申军良连夜赶去,下了火车,对方已经关机。

“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在第一次庭审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

  儿子申聪被抢的那天,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

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博罗的工地做泥工,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他说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李树全心地善良,自己掏钱带张维平去诊所治伤,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还帮张维平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没想到,仅过了20多天,张维平以“给孩子买包子”为由,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抱走了。

  欧阳佳豪 (男)

12月28日到法院听了宣判的申军良说,张维平在法庭表示服从判决,另外几名被告人则称将上诉。

  或将被判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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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后,他和小成青已经到了40公里外的增城。

“其实还有2名儿童,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张祥介绍。

  被拐卖儿童情况

张维平租房,一般不出示身份证,偶尔出示的也是假证。他会说一些四川话,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四川”,有时他称自己是广西人。

  朱青龙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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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吃同住,伺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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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申军良感到很欣慰,但内心有些矛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申军良担心,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梅姨”还没归案,那就缺了“辨认的人”,“这些犯人里只有张维平见过梅姨,而只有梅姨知道我们孩子的具体下落。”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维平被认定拐卖了9名儿童,作案时间是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被拐的9名男童,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其中8人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十多过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仍杳无音讯。

  那天后,他的体面、志向、自尊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一夜之间,他成了悲伤、困窘的中年人。“谁能想到,人贩子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他至今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这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中,关键中间人“梅姨”的身份仍然是谜。广州增城警方曾公布其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今年12月29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增城警方了解到,目前“梅姨”尚未归案。

  寻子过程中,申军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和当年的报警记录,结识了另外8个家庭。他们的儿子都被张维平偷了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

“找工作”的邻居爱逗小朋友,还给孩子买零食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此案中,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不过广州中院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其所受损失目前无法查明;因为失子导致精神疾病的申军良妻子,未提供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法院以此驳回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诉求。

  交易地点:不详。

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2005年5月26日上午,欧阳春玉带着2岁的儿子在出租屋内。当时她进了厨房,儿子在门口玩。5分钟后她从厨房出来,发现儿子不见了,后来才知被张维平抱走,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卖房坚持,有人中途放弃

2015年8月,张维平刑满释放。但仅5个月后,他因10年前未侦破的拐卖儿童案再次被抓。这次法院认定他拐卖儿童9名,对其作出死刑判决。

  体貌特征:不详。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想要找到一个1岁的男孩,无异于大海捞针。申军良用的,大多是笨办法。

“判了人贩子死刑,我很欣慰。”连续寻子13年的河南人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他一直希望判张维平死刑,但又担心这个“人贩子”死了,以后没人辨认“梅姨”,“我们的孩子,只有梅姨知道卖给了谁。”

  2002年9月23日出生,2004年8月23日被拐卖。

被拐男童申聪出生11个月时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翻拍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2005年1月。”时间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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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佳豪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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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申军良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A14-A15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那是2003年10月,张维平住在赵丽家附近的出租屋里,两家相隔不过百米。平日里,他不出门工作,每天都在外面吃快餐。但他会主动与赵丽的家人搭讪,逗小前进玩儿,还给小前进买吃的,热情得有些过分。赵丽也曾提醒孩子的奶奶对陌生人多加注意。但老人认为张维平长相朴实,不像坏人。

  赵丽脑海中关于小前进的印象所剩不多。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关于他的事情,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喜欢喝酸奶,有时一天要喝掉两板酸奶。他的耳廓上有两个小孔,“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赵丽摁着自己的耳朵给别人看。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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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5日被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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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赵丽得知那个老乡叫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判过两次刑。经他之手拐走或卖出的婴幼儿,至少还有8人。

  卖孩子的打工仔

  申军良没敢轻举妄动,让对方帮忙看着。对方不时发来信息,“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了正在吃饭。”

  还有一次是2016年3月5日,申军良接到打拐志愿者的电话:抢走申聪的嫌疑人周容平落网。他至今记得电话打来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11:56。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找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事后,“陈英”从买家处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还分了张维平500元。

  时间长了,有的家庭连这团雾也看不到了。

  那一次,申军良又失望了。周容平告诉警方,孩子被抱走后,转手、再转手。最终到了哪里,他不知道。

  2016年周容平、张维平落网后,申军良听说申聪被卖到增城区湘江路附近,他在增城转了一年,挨家挨户拜访。湘江路上有五个社区,他边走边贴寻人启事,一个月才全部走遍。附近的学校和菜市场也是他发传单首选的地方。

  钟彬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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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青 (男)

  虽然没找到儿子,但申军良摸到一个规律:每发出几万份传单,可以得到一条线索。

  “那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长得和你非常接近。”

  13年来,申军良是9个家庭中唯一坚持寻找孩子的人。他充当了家长和警方的联络人,组织大家进法庭旁听,设计传单并张贴传单……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